云南大理男同性恋酒吧事件续：男同大多在农村

　　12月8日，大理下关。

　　小巷角落里原定于一周前开业的性恋酒吧，依然大门紧闭。这家因有政府注资背景而引来“媒体过多关注”的酒吧，重张的日期仍是未知数。作为它的倡导者及顾问，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与性病科主任、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负责人张建波，也因此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在防治艾滋病领域10年的坚持不懈，张建波早已声名远播：2007年曾获国际奖项“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马丁奖，当年还被国家8部委授予 “抗击艾滋病20年奖”，2008年获“云南省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先进个人”称号……对于这次因酒吧再次“出名”，他有些疲惫和无奈：“由于不了解而导致的不理解甚至歧视，有时候比病毒更可怕。”

　　关键词之酒吧

　　曾去多个城市考察地下酒吧

　　12月5日。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佩吉健康中心。

　　这一天是周六。潮水般涌来的记者已经消退，番轰炸的张建波难得地睡了个好觉，气色看上去还不错。生于1971年的他个头不高，斯文，语速缓慢而低调。

　　谈话肯定绕不开酒吧。头天下午，在大理市中心一条不起眼的小巷角落里，记者见到了这家尚未开业先歇业的酒吧：卷帘门紧闭，连名字都还没有起。旁边的墙壁上有凌乱的涂鸦，不知道谁写了两行字：“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珍重！”

　　■三年前开了一个休闲吧

　　张建波告诉记者，在决定开办这个酒吧之前，他曾去昆明、成都等多个城市考察过类似酒吧，发现确实能通过这一平台召集者，“不过它们基本上都是私人开办的，处于地下状态”。

　　而建这样一个酒吧也并非突发奇想。

　　据张建波介绍，3年前，他们就在大理古镇开了一个休闲吧，供们喝酒、饮茶，在轻松的氛围里进行交流沟通。平时每天有20余人，搞活动时达100多人。今年，在休闲吧的基础上成立了“大理好朋友工作室”，工作室经过培训的十余名骨干定期开展被称为“同伴教育”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三年来，休闲吧在古城中三易其址，“就是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群的关注”。

　　■难以接受酒吧被“污名化”

　　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酒吧”这个词在此次风波中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我们的装修是非常温馨、通透的，不像一些人理解的是喝酒、蹦迪很闹腾的地方，更不允许在酒吧进行。”张建波说，准确讲，它更像一个健康培训中心或者说信息交流中心。“来这里的人可以接受一些防艾知识的培训，而促进会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和反馈。”

　　在此之前，大理性恋者的聚集场所是古城边上的一片小树林。这个自发形成的约会场所已持续3年有余，到这里约会的大多是农民，平常与其他人无异，有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只能趁每月逢五、逢十的赶集日偷偷约会。

　　张建波认为，与小树林相比，酒吧的优势在于更健康、更容易吸引追逐时尚的年轻人，而且对们的行为更有约束。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代表了防艾阵地从农村逐步向城市的扩展。而它的劣势则是在市区更容易暴露。这次酒吧未能如期开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酒吧接到匿名谴责短信

　　对于张建波来说，他的压力更大。一条发到他手机上的短信这样写道：“尊敬的张大夫，您怎么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呢？劝您在们浮出来后，重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去掉这人类的恶习，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有匿名短信称其给们发放安全套“是罪恶的”，并奉劝他“亡羊补牢”。张建波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得病而不站出来教给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防治疾病的措施。

　　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了这次事件积极的一面：“至少扩大了宣传，给更多的人上了一堂关于的普及课。尤其是张北川等专家在电视台的讲解，让大众了解到更科学的知识和态度，对我的攻击语言也明显少了。只有感受、认识、接受这个人群，才更有利于消除歧视。”

　　■通过同学打开突破口

　　不容否认的一点是，酒吧风波之所以引发如许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服务的特定人群——性恋者。

　　而张建波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也有一个开始。

　　2002年至2003年，张建波在对当地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进行防艾培训的时候，发现这一块还是空白，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个群体。但对于一个圈外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很难接触到非常重视隐私保护的他们，“花了一年时间，硬是没有找到一个”。

　　关于突破口，一个广泛传播的版本是：张建波将一个“疑似同志”的中学同学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唬他说知道了他的性取向，同时表明自己没有恶意，只想在这个群体中滋病防治工作。对方先是吃惊然后矢口否认，经过几个小时的深谈，对方才表示愿意配合。

　　张建波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而接下来的几年，正是采取这种“滚雪球加顺藤摸瓜”的工作方式，张建波他们掌握了近2000名性恋者的基本情况，并形成了一个有10多名骨干的群体，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定期开展“同伴教育”活动，“以干预”。这次酒吧负责经营的骨干也主要是他们。

　　据张建波介绍，这些们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文化层次各异，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他们会定期聚会，即使没有酒吧这个平台，也不能阻止他们的交往活动。

　　关键词之防艾

　　艾滋病晚期患者的血曾喷进眼睛鼻孔里。

　　对于张建波而言，跳出这场风波，他更多的工作重点还是在艾滋病防治领域。

　　■初次结缘艾滋病研究

　　1997年7月，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了一男一女两位病人，男的21岁，女的19岁。医院对他俩什么药都用了，就是不见疗效，病情还越来越严重。当时在该院皮肤性病科做临床医生的张建波参加会诊后，建议对他俩做HIV病毒检测，结果果然是阳性。由于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助地逝去了。

　　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张建波撰写了一篇名为《艾滋病两例》的医学论文发表在《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与艾滋病研究工作结缘。

　　1997年至1999年，海外服务社派英国护士佩基·邦丝到大理工作，张建波认识了她及她的翻译张如梅女士，3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两位女士的牵线搭桥，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取得了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和玛丽·肯劳斯慈善基金会的艾滋病防治项目资金支持，并于2002年6月开始接诊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

　　■让病人体面离开人世

　　张建波借鉴了该院以前开设的家床科的做法，即不将病人放在医院里诊疗，医生着便装直接到病人家里出诊。一方面有效保护了病人的隐私，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在医院成立一个艾滋病科引起的尴尬和不适。由于没有药物，接诊以来至2003年12月，能为病人和感染者提供的救助方式主要是艾滋病家庭关怀诊疗服务，这期间死亡了14人。张建波说，“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安慰他们，减少病痛的折磨，让他们体面地离开人世。”

　　24岁的小李（化名）是张建波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17岁开始吸毒，到张的关怀诊室时已经全身功能性衰竭，看过一次病后再没来过。张建波等去他家看望时深感震惊：他一个人住在肮脏、潮湿、阴暗的阁楼上，房间里弥漫着霉味。张建波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询问他怎么样。原来，小李患艾滋病的消息走漏后，包括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张医生告诉他父母，小李来日不多，让他们为儿子换一套干净的床单被褥。第二天，张建波让护士给小李送去大花篮时，他的父母已为他打扫了卫生，换了被褥，母亲还搬来一张钢丝床睡在他旁边陪护他。3天后的夜里，小李“走”了。值得欣慰的是，他是在母亲重新给予的爱中死去的。

　　■危险经历感受艾滋真实恐惧

　　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发生在2003年5月。一天，张建波和护士为一名艾滋病晚期患者抽血做化验，由于护士的疏忽，血液突然喷洒在张建波的脸上，弄得他的眼睛里、鼻孔里都是。张建波立即采取了临危措施，对着血部位进行了清洗，还服了抗病毒药。“尽管我是个临床医生，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真正身临其境受到考验时，我还是感受到了恐惧。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可以说每天都是在紧张中度过的——如果我被感染了，我的妻子、儿子怎么办？还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他变得消沉、郁闷，以至于妻子对他产生了误解。而他还不能对妻子道出实情，直到半年后检测呈阴性才如释重负。当他迫不及待地将实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忍不住扑在他怀里哭了很久。

　　■克林顿点名见他并单独合影

　　与知名大学以及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也让张建波受益匪浅：他与美国波士顿大学合作的“艾滋病抗病毒依从性研究”课题，全球领先；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艾滋病病毒耐药的研究，在云南省尚属；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男性恋与HIV的定性研究》已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STI》上。而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医疗机构为专业指导”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模式，也获得了卫生部的认可，作为“云南模式”在全国推广。2009年，他还参与和执行了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儿童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研究”。

　　2006年，由于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取得的卓著成效，来云南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点名要见张建波，并和他单独合影留念。第二年，他还获得了“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马丁奖，前一个者是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科学家曾毅。家境并不宽裕的张建波把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来用于艾滋病儿童救助，现在，这个“爱童基金”每月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支付100到300元的生活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