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男同性恋酒吧事件续：男同大多在农村

　　促使张建波作出捐献决定的，是他带儿子参加一个艾滋病儿童活动时受到的触动。一个面容悲戚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因感染艾滋病双亡，其中父亲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张建波在抱她的时候她也没什么反应，直到活动快结束时他把一个玩具递给女孩，女孩突然喊了他一声“爸爸”。女孩的奶奶哭着说，因为亲戚都嫌弃她，她从来没有得到过拥抱。张建波当即表示，假如奶奶去世，其他亲属不愿意收养她，他也会把女孩抚养。

　　■消除歧视仍任重道远

　　但防治艾滋病这条道路对于张建波来说依然坎坷，这次遭遇的风波即是明证。“普通人很难把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病人理性区别开来，连一些医务工作者也对这个群体带有道德上的偏见。其实，传播的不是病毒，是歧视。”

　　他狭小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政协委员朋友写给他的隶书：“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也许，这正是对他以及在一线从事防艾工作的医务人员心态的真实写照。

　　新闻背景

　　大理酒吧风波始末

　　2009年6月，在大理市防治艾滋病工作会上，张建波提出“开设一间以为主体顾客的酒吧”的构想，计划通过这一平台吸引、覆盖、干预更多的目标人群。方案上报大理市政府后获得同意，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于是从卫生局下拨的12万防艾经费里拿出6万元用于酒吧的建设，加上马丁基金会、全球基金提供的经费支持，由们选址、装修、设计并进行了试营业，准备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正式开业。

　　11月29日，北京一家报纸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和400余家网站的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强烈反响。张建波当天就接到了国内上百家媒体联系采访的电话，不少记者直接赶赴大理进行实地采访。

　　11月30日，先期到达的记者报道了更多关于该酒吧的信息，包括具体方位和内部照片。面对突如其来的密集关注，担心隐私曝光的骨干经过商议决定撤离。酒吧事实上已经无法如期开业。

　　12月1日，关于酒吧“流产”、“关闭”、“夭折”等消息掀起了新一轮舆论，当地媒体突然曝出的“张建波医生被‘相关部门’带走限制其接触媒体”一说，更让这种关注达到顶峰。当日，政府部门澄清这是谣传，并表态将继续支持利用酒吧开展防艾工作。

　　新闻内存

　　官员眼中的同性

　　与艾滋病

　　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它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

　　——卫生部部长

　　2008年有关部门在中国61个城市对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平均有4.8%的者患有艾滋病，其中最高的一个城市高达18%。由于中国的者大多处于地下状态，这个数据可能还比较保守。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副局长

　　郝阳

　　2009年1月至10月云南省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027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2509例，死亡1432例。其中，1月至9月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途径传播感染率达64.5%，男性人群艾滋病感染者上升较快。

　　——云南省卫生厅

　　副厅长

　　徐和平

　　对话

　　防艾十年

　　一路坎坷

　　北青报：在最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想到今天这个局面了吗？

　　张建波：始料未及。我们原以为媒体报道后会很快过去的，只要让内部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够了。没想到太轰动，报道一出，谁还敢再来呢？

　　北青报：你认为政府注资背景是引发风波的核心因素吗？

　　张建波：我不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政府没有直接出资办酒吧，注资也与这个（承认甚至鼓励）风马牛不相及。

　　北青报：那你认为社会大众对于亚文化和边缘人群的接受程度是外因吗？

　　张建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声音是很正常的。一个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是能容纳任何人群的，当然是在不触动法律的前提下。至于道德，每个人标准意识不一样，就像有人爱喝茶有人爱喝咖啡。可以不喜欢，但能相互包容。

　　北青报：对于这次舆论风暴，有什么想表达的？

　　张建波：媒体是双刃剑。我不大能接受的是，一些媒体还是带着猎奇窥视的心态，有的甚至要求我在酒吧内接受采访。大众当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但需要权衡这么做是否会干涉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个人的隐私，比如并不需要告诉大家这个酒吧具体在哪里。

　　北青报：该怎么认识这个群体？

　　张建波：这个群体自有人类以来就客观存在，并且这是一个高危群体，在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情况下，只能使这些行为更安全些。

　　北青报：与防艾是什么关系？

　　张建波：对于一名临床医生来讲，不光要对疾病进行治疗，更重要的是找到原因进行预防。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同性，绝大多数来自性恋者之间。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浮出水面，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适时干预——发放安全套、心理咨询、心理排遣等，告诉他们的危险在哪里？该怎样做才能将危险降到最低。

　　北青报：不担心误会是鼓励吗？

　　张建波：当初我们推进在宾馆等服务场所摆放安全套，也曾遭到误解，但显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艾滋病危害而非鼓励。只有以更开放更科学的态度看待新生事物，才不会得出偏狭的判断。

　　北青报：什么东西让你长期坚持在艾滋病这个领域做科研和防治工作？

　　张建波：艾滋病是皮肤病性病的一种，这首先是我的专业，是职责所在。我滋病的防治到今天快10年了，感觉的确不容易，一路蛮坎坷的，经历了各级政府领导从不了解到了解再到支持的转变。而像我一样的临床工作者，经常接触到病人，他们的痛苦和无助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我想任何一个人有血性、有人性，都会为他们做点什么。

　　北青报：经常接触艾滋病患者并听他们讲述自己悲苦的遭遇，怎么进行自我心理调整？

　　张建波：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接纳他们的倾诉，比较好的调整方法则是他们疾病的治愈。看到他们在自己的帮助下逐渐康复，走上新生活，那种成就感会让痛苦的情绪随之衰减。尽管病去如抽丝，过程很缓慢，但与病人的感受是同步进行的。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成为大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