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黑记者：为揭真相面对暴力和官司

　　报道签发之前，简光洲的脑海中甚至已经见到了自己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但一个个不足一岁的孩子全身麻醉后被推进手术室的场面，让简光洲良心难安。“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这样含糊其辞？”

　　很多婴儿的母亲留言更让他作出决定，即使被起诉，还是要点名。“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容易。”

　　现在回想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冒险。一年之后，简光洲才获知，就在东方早报报道刊发的当天，有关部门就让查查简光洲是谁。同样，《东方早报》在三鹿问题奶粉报道刊发之后，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要求，也一概予以婉拒。“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报社和我本人当时都不知道事态会向什么方向演变，在情况明朗之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事态的演变无法控制，来自各方面非正常因素的干扰，在简光洲眼里，是比自己人身安全更大的危险。“比如说最近越来越多的抓记者事件，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成了一些地方领导对抗舆论监督的工具。甚至为公司所利用，比如说仇子明报道上市公司内幕遭警方通缉的案子。如果真是打官司，我们倒也不怕，好歹是按程序来嘛，是可以预知的。最可怕的就是通过非正常程序对你施加压力，这些危险是你不可预知的。”

　　好在，让简光洲感觉危险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最后在媒体集体推动和中央领导的重视下，终于按照一条正常的轨道演变下去了——三鹿的破产，不仅让中国乳业痛定思痛检视自身，并且让中国的乳业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实话说，作为一个调查记者，三鹿奶粉的报道出来后，我的任务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这就像是点燃的引线，至于它什么时候爆炸，爆炸范围能有多广，就是我无法控制的了。”

　　多年的调查记者经历，危险时刻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但简光洲一直在为朴素的新闻理想坚持着。他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面前，很多记者们早就已经丢掉了先辈们具有的名誉和使命感。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简光洲能做的，就是用一篇篇报道找回那些记者失去的尊严，“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就什么都改变不了。”

　　但简光洲有时候仍然会感到明显的无力感，在他所做的调查报道中，会有三四成的报道因为各种外部力量的干扰而夭折。这种很多时候毫无道理可言的干扰，让他和所供职的报社倍感无奈。

　　谈到这个话题，简光洲有着与王克勤类似的感慨：中国的调查记者太少了。简光洲想象中的情形应该是，媒体之间能够形成合力，调查记者之间能够互通有无，你这边不能做的我来做；我这边不能做的，就交给你来做。并且，简光洲认为，聪明的记者可以跑在各种压力前面，在干扰到来之前就把稿子发出来，“让他们在后面追，这样你就主动了。”但现实与他想象中的情形相距甚远，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跟他们一样，冒着各种风险去做一个调查记者。

　　与王克勤一样，深感中国调查记者太少的简光洲也经常会受到邀请与一些高校新闻系的学生分享下他的经验与梦想，他说“新闻是个理想主义者的职业，可以妥协，但永远不要放弃梦想”。简光洲还经常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来作为他演讲的结尾，“那些没有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