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之困 质疑仍然屡见不鲜

　　“农业、工商、卫生、质监等十几个部门均涉及食品安全监管，各部门之间或者争夺监管权，或者相互推诿监管责任，最终造成监管不力，问题难究。”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律师施杰谈及多头管理和分段管理的问题时感叹，“有些食品安全问题，在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中都有可能出现，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管理；有些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明显属于哪个环节，每个部门都认为不属于自己的范围而不去监管！”

　　那么新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对于监管体制是否有明显突破？对此，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教授一语定调：“《食品安全法》没有对食品监管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是最大的遗憾。”

　　陈君石教授口中的“最大遗憾”，就是《食品安全法》并未就多头分段管理体制做出实质改变，而只是选择在既有框架内“微调”。

　　根据新法，国务院将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是“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目的在于从一定程度上消解“多头分段管理”的弊端。但事实上，这也再次确认了“多头分段管理”体制的继续实施。

　　“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是往前走了一步，但只能算是目前体制下的一种变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李直言，“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得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监管机制，把现在的多部门分段监管改为少部门集中全程监管。”

　　除了多头分段监管体制的弊病，国内著名打假专家方舟子则提出了监管部门“执法不力”的问题。方舟子认为，“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法可依，而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甚至根本就无意执法。”

　　他表示，防止不良企业欺骗、危害公众，本是监管部门的责任。但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监管部门没有履行其职责，互相扯皮，甚至成为不良企业的同党。有的部门说人手不够，所以只能做到被媒体曝光才进行“被动执法”，但实际上往往连被动执法都做不到，越是大型的企业，越容易得到监管部门的保护，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多也就不了了之。

　　此次《食品安全法》的一个亮点是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各个监管部门的工作。但方舟子对这个部门发挥的作用并不看好，“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只会管重大的突发事件，不太可能监管日常的事件。而且，如果食品安全委员会自己也监管不到位怎么办？谁来管它？靠自上而下的问责是不会很有效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统一标准的制定之难

　　陈君石在谈到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时提到，“两套食品国家标准”是造成多机构参与食品监管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们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有两套食品国家标准的国家。这两套标准一套为‘食品质量标准’，法律依据是《食品质量法》，制订的单位是国家质检总局；另外一套是‘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依据的法律是《食品卫生法》，执行的单位是国家卫生部。”

　　同时实施两套标准的害处不容置疑，比如同样规定的铅含量，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不一样，在同样的食品里面安全标准含量不一样，两个监督员都跑到同一个企业检查同一个产品，执行的却是不同的标准。有的按照这个标准可能合格，按照那个标准就不合格了。

　　然而，除却两套国家标准的“平行打架”，目前我国食品相关标准还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林业（LY）、农业（NY）、商检（SN）、商业（SB）、供销（CH）、轻工（QB）等，标准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交叉重复、指标不统一的现象在所难免。

　　针对这些情况，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三章共九条明确了统一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则。要求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等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但对于“统一标准”这件事，业界人士都认为“任务繁重，过程艰巨”。

　　中国目前的食品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着很大差距。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食品与农业标准化研究所所长刘文说，国外一般是按产品定标准，标准与产品一一对应；中国则是按类别划分，如各种蔬菜只有一个标准—蔬菜类。因此同样一个农药残留物，国外有2000多项标准，中国只有100多项。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国外技术标准的修改周期一般是3到5年，因为科技发展快，标准也随之更新。而包括食品在内的中国技术标准更新速度较慢，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国家标准更为缺乏。如目前20000项国家标准中，其中700多项属于“服役”超过10年而未变。

　　而即使从现在开始着手制定，完成时间也似乎“遥遥无期”。据了解，一项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时间较长。先是基础研究，再做流行病学的调查，这涉及到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而这一块，我们才刚刚起步，十一五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将是重点。”一位农业专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