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方案供需兼补 一张清晰的制度安排路线图

　　陈瑞忠在次年就明显感觉到了财政对医疗卫生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去年市财政对基层卫生中心、站所建设投入了3800多万元，今年达到了4500多万元。”

　　上虞仅是绍兴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样板之一。市卫生局出示的数据显示，全市目前已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0家，服务站682个，一体化管理的规范化的村卫生室125家，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市城乡、布局比较合理、功能较健全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这张网络的直观效用是：城市和农村平原地区居民步行10分钟～15分钟，山区居民步行15分钟～30分钟即可到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市卫生局局长邵田田分析说，新医改政策对于整个医疗体系层面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以县医院为龙头的和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基本医疗系统，另一方面是加强三级医院危重症处理能力和扩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覆盖能力的城市医疗系统。对于前述内容，绍兴的破题至少提前了3年。

　　从2002年开始，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区卫生服务的政策文件。2003年下半年，《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若干意见》下发，农村公共卫生项目被列入市委、市政府对各县（市、区）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对于卫生支持力度的骤然加大，从全市层面看，始自于2006年。当年起至2008年，市本级卫生事业投入分别增长25.48%、68.82%、43.90%。去年，绍兴提出浙江省卫生强市创建，将市本级财政卫生事业投入提高到占财政支出比例的5.18%；在今年的预算安排中，占其总支出的5.79%。

　　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把绍兴的医疗卫生体制从泥沼中拖了出来。追溯历史可以发现，1985年，是中国医改的启动年，“放权让利”成为基层医院的主基调，医院实行承包制、医生外出兜业务等怪相随后衍生。

　　究其根本原因，在这段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政府财政对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基层医院去谋求“以药养医”、“医院创收”出路。而在村一级，随着农村“包产到户”，原有的村集体卫生室失去依托，由此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乡村个体诊所。

　　将财政资金重点投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凸显了政府投入的主体地位，使社区医院的公益性得到了回归。在邵田田看来，建立县、乡、村一体化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是对原有体制结构性问题的重大修复。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因为社区卫生机构和大医院之间缺乏制度化的分工，社区卫生机构的薄弱，导致患者大量前往大医院就医，大量患者集中在大医院等待就诊，助长了“看病难”；小病因未能及时治疗拖成大病，必然形成“看病贵”；本应治疗疑难杂症的专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对简单的小病，浪费了资源。

　　政府在发展战略上将社区医院作为重点，在量大面广的农村地区夯实了金字塔基，从而在硬件投入上，建立起了医疗服务体系的“看门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