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漂白蘑菇事件 称不该将食品安全寄托工商

　　新京报：向北京市工商局申请“信息公开”是你们做的第一起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事情吗？

　　何兵：不是，去年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了，第一个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函是发给工信部的。去年，工信部下发了《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要求7月1日后在我国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这个事情当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中心就发函要求对方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但我们后来没有盯下去，因为后来这个规定没有执行下去，中途停止了。问题既然解决了，我们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新京报：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想起监督政府进行信息公开？

　　何兵：我们发现对于政府监督，光靠媒体不行，对于媒体的质疑，政府往往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对待。我们就觉得可以用申请公开信息的办法，你不公开信息，我可以到法院告你去。这种方法比媒体监督更有利，至少可以按照制度的框架来执行。

　　新京报：至今已经给多少个政府部门发过信息公开函了？

　　何兵：加上北京市工商局，已经要求3个部门公开政府信息了。

　　新京报：你们每次要求对方公开政府信息，是以什么名义？

　　何兵：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名义。

　　“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信息都应公开”

　　新京报：你认为政府都应该公开哪些信息？

　　何兵：很多信息涉及北京可持续发展，都应该公开。比如空气质量，前一阵官方消息发布北京只是受到轻度污染，可老百姓看到的并不是这样。所以官方就应该公开污染标准、检测地点等细节信息，让老百姓明明白白，不能总是发布一些粗线条的数据。

　　新京报：此前你们是向国家部委发公开函，今后关注方向将会落在哪儿？

　　何兵：今后有可能还要关注区府。我现在所在的公共决策中心研究的东西比较多，下一步有个想法，看能不能专门组建一个“透明政府研究和促进中心”。

　　新京报：会不会有人说你们的这种行为属于“找茬”？

　　何兵：国家提出建设“阳光政府”，大家一起摸索往前走吧，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要为敌就好。就像我们一位老校长说的，学者所能做的就是呐喊，我们只能提醒这个社会、提醒政府。按照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呐喊一步一步延续下去，总有一天会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