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4名遗体捐**展示生命意义 墓园内仅留姓名

　　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12月2日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当运送开诚老人的金杯车驶过立交桥，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所在的气象台路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地每天骑车近40公里，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连自行车都被偷了几十辆。

　　334位捐**中，他“经手”了110人。有年轻时蹲过监狱最后希望以献尸“洗刷污点”的老人，还有身披红旗的老坦克手。他跟袁武常常相遇在那辆金杯车里。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30平方米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说自己不是“劝捐”，他从不主动跟人说捐遗体的事儿。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带着面条，骑车去养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面条吃，别人问他在忙啥，他才说捐角膜、捐遗体的事儿。

　　他常用地道的天津话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他比划取角膜的过程。医生会把一支白花放在死者身边，鞠躬默哀。然后，像“对活人做手术”一样，消毒(尽管这个动作实际上没必要)，最后像“摘隐形眼镜一样”摘角膜，“瞧，人走了，光明留在了人间”。

　　老赵见人就爱笑，整日乐呵呵的。他跟养老院的老人们说，活着就图高兴，要发现好几天没见到我了，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以前拿着遗体捐献申请表去公证处办公证需要花200元钱，老赵觉得很不合理，死缠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后把这**改了，200元免掉。

　　“我不是党员，谁也不代表谁，就代表我自己。”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的钱包里总装有一朵白花，随时准备别在胸前，为死者送行。2009年春节，他在一间有11具遗体的停尸房里，为一位捐**守灵。

　　抬遗体上下车时，不足1.65米的老赵通常抬头部，“那是大儿子抬的位置，很重要”——这是他表达尊重的方式。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